1983年，“三月街”前两天，杨英把李桂科和杨芬叫到照相馆，劈头盖脸就问，你俩谈得咋样？李桂科低下了头，没有吱声。杨芬也红着脸不语。其实他俩也就认识而已，有过几回来往，根本算不上谈恋爱。

杨英又问：“李桂科，你觉得杨芬咋样？”

李桂科说：“杨芬当然是个好姑娘！”

杨英又问：“那你喜不喜欢她嘛！”

一句话把李桂科搞了个大红脸，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喜倒是喜欢，不过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杨英一拍大腿说：“李桂科，有你这句话就得。”说着将一沓钞票递给杨芬，“你俩去赶‘三月街’，置办点东西，把婚事办掉。不准再拖。”

杨芬接过钱，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

后来，杨芬提起选择李桂科的原因，也并非自己毫无主见。只是觉得李桂科家弟兄姊妹多，家庭贫困。他母亲早逝，很多事都是自己作主。杨芬家的情况和李桂科家差不多，她父亲早已过世，家里四姊妹，也属贫困家庭。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吧！她觉得李桂科人品好，早在心里认定了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不过婚姻大事男方要主动，李桂科不说，她也不好意思开口。

杨芬说：“李桂科从初中、高中开始就自己砍竹子编篮子补贴上学的费用，是个实在人。相处了段时间，觉得这个人靠得住。很多时候，他都是先人后己，先把别人的事做好，再管自己的事。跟着这样的人过日子，心里踏实。所以我姐让我们去买结婚用品，我也就不吱声，算是应允。”

“三月街”期，李桂科和杨芬就搭车到大理置办婚礼用品。“三月街”又叫“观音市”，是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由来上千年之久。所以又有“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的说法。清代学者师范有诗为证：“乌绫帕子凤头鞋，结队相携赶月街。观音石畔烧香去，元祖碑前买货来。”1959年，电影《五朵金花》更使得“三月街”闻名四海。电影里有歌唱道：“一年一度三月街，四面八方有人来。各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三月街”也是当年结婚的伴侣必赶的，似乎已成定俗。小两口赶月街，一则向大伙宣布要结婚了，一则采购结婚用品，也是图个吉利。李桂科和杨芬到了三月街，简单置备了新郎新娘的婚服，又买了给两边老人的衣物鞋帽，买了些床上用品，就算是置办了结婚用品。至于家具，李桂科就施展他木匠的绝活，买了些木材，自己动手打家具，不仅省钱，还有纪念意义。虽说是相比做工精细的江南家具粗糙了些，但也算牢实耐用。那时打的沙发，沙发面和靠垫都用麻布包弹簧，沙发的框架，用的是松木，与弹簧床的感觉差不多。最后，再买些花色好看的布面铺平，就是张实用的沙发。手巧的媳妇，再绣些“喜鹊登梅”之类的绣品，装饰在沙发靠背上，那就很完美。这种沙发虽然笨重，却特别耐用。实木床、电视柜、立柜、橱柜、方桌、靠椅、书桌，这些全都出自李桂科的手。这些家具就摆在老防疫站的宿舍内，直至退休。

1983年12月，李桂科与杨芬喜结连理。

1984年12月，儿子李莹辉呱呱坠地。

1989年9月10日，女儿李碧辉出生（后改名为李袁萍）。

现在，李桂科与杨芬已经有了孙男孙女。孙女李思潼，在大理市少艺校就读。孙子李政橦生于2019年9月1日，三岁多。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退休后，正好含饴弄孙，李桂科却仍去山石屏，能够照顾孙女孙男的时间不多。但两姐弟回来，就要找爷爷。如果恰好爷爷也在，就缠着他打闹嬉戏，屋子里都是姐弟俩的欢笑。有时发生争执，也会呜呜哭。老人就喜欢这种带着人间烟火味的热闹。

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提起数十年的婚姻，李桂科感叹唏嘘，杨芬跟着他，真是历经磨难。为了麻风病防治，他欠杨芬的太多，欠两个孩子的太多。记得1984年12月，儿子刚出生，李桂科便去弄了个手推车，把母子俩推回孟伏营，丢给老人照管。李桂科则转身就返回防疫站。过了几天，杨芬眼睛忽然看不见，只能把孩子丢在孟伏营，让老母亲照顾。李桂科把杨芬带到大理卫校门诊部，请杨超林医生看，他是杨芬的同学杨培德的父亲。杨超林看后，确诊为视神经乳头炎，只好转到州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在州医院的治疗过程中，还服用大理卫校门诊部杨品超医生的中药，两天温一副，服药一年多。后来杨芬的双眼恢复得较好。直至今天，她的双眼仍是视力如常，看不出曾经得过眼疾。

然而杨芬的磨难远未结束，眼疾只是她病痛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