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不断地付出，没有任何索取，这就是李桂科。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不是个模糊的概念，他是由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党员组成。他们也会笑，他们也会哭，他们也生来平凡，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冷酷无情，钢筋铁骨。李桂科的言行，就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

孟伏营83岁的村民杨文华说：“李桂科的父亲李奎甲和我是‘老表’（在大理，老表就是表兄弟的意思）。桂科才出生几天母亲就去世了，便把他送到李家做抚子。他从小吃尽了苦头，高中毕业后在村子里当生产队干部、当民办教师，后来又去防疫站当医生，但他从来没有中断跟村子里的联系。农忙时节，他经常回来帮我们栽秧。以前他每到周末都要回来一次，星期六、星期天我们这些老人都盼他回来跟我们闲聊。2016年我们村的老协会成立，都是桂科回来主持操办的。”

杨文华是孟伏营的文化人，他自己家的春联都是自撰自书，结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既有高度，也有情怀，看得出他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三五位村里的老人聚在他家院子里正晒太阳。

“老好人回来喽！”看见李桂科进来，杨文华老人呵呵笑道。李桂科向他介绍了我，他又转过头对我说：“我们村里都叫李桂科是老好人。”

这里的“老好人”，丝毫没有贬义，而是对李桂科心存善念、行有善举的褒扬，意思是一直做好事的人。

78岁的杨同会老人，是李桂科的姑妈，也就是他生父杨茂清的妹妹，孟伏营人叫孃孃。我们去到杨同会老人家时，已是正午十二点左右，她家门前停了辆火红色的“东方红”牌拖拉机，李桂科说这种拖拉机耕地很厉害，几十亩地个把小时就耕完，真是与二牛耕田不可同日而语。杨同会老人家的院子极为宽敞，种植着果木与花卉，树上的白木瓜已有碗口大。小溪流绕着花圃游走。这有点像大理古城，家家流水、户户栽花的花园式院落，看来主人在景观营造上费了番心思。

提起李桂科的童年，杨同会老人便掀起裙裾擦拭眼泪，她说桂科小时候可怜，生下没几天他妈就去世了，家里养不起他，便把他送人。说着竟有些哽咽。坐在一旁的表弟李汉林忽然就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说他哥的命太苦，从小要砍竹子编篮子供自己读书。李桂科的眼睛也湿润了，说那时大伙都难呢！李汉林仍是没有止住哭声，他说杨家对不起他哥。

看着三个人在那里抹眼泪，我有些后悔走入这个院落，勾起他们的伤心往事。我的笔在笔记本上停滞不前。我想说，其实那个时候的选择是正确的，一个出生几天就失去母亲的孩子要活下去，送给母亲的姐妹是最好的选择。但我知道他们肯定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的哭泣，是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数十年愧疚心理的释放。

李桂科说过，他读小学时，他的生父回到孟伏营，要把他领回去。他对突然冒出的生父措手不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杨家人聚拢反复劝他回到生父身边，养父母也尊重他的选择，但他不愿回到杨家。那时候，在他幼小的心里，有对杨家的怨恨吗？还是对养父母有着深深的依恋？数十年后，杨家母子的哭泣，是不是对他们无法要回李桂科而感到自责，为没能尽杨家抚养的义务而懊恼。复杂的人生，复杂的心理，不能再触碰这个话题。

交谈无法深入下去，大家都陷入沉默与忧伤之中。

时下在网络上有句很火的话：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李桂科是不幸的，生下来没几天就失去母亲。李桂科又是幸运的，他有视如己出的养父母，还有杨、李两个家族对他的关爱，对他寄予的厚望。但不管怎么说，失去母亲的伤痛，生父的去而复回，对他的童年生活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确实，李桂科就是用一生治愈童年的人，善良、温暖、友爱，这些亲生父母无法给予他的，他将之给予了那些麻风病患者和他们的子女。而这些美好的品质，最初，却是他的养父母给予他，教会他的。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李桂科始终守候着忠诚与善良，治愈麻风病人，也治愈自己的人生。

在孟伏营，我们去看了李桂科出生的院落，他养父母的老家，并在那里留影。那些承受时光磨砺的老屋，有些黯然地伫立在村庄里，如同我彼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