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李桂科从民办教师考到卫生系统，成为“吃国家粮的”，那时是农村人极为羡慕的。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以吃一角三分八的大米，可以享受国家的粮油供应，那就是差距，是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刚刚二十出头的李桂科，正是刚刚出山的太阳，美好时光在等待着他。

李桂科刚到防疫站的时候，却有“当头棒喝”的感觉。他们招的这五个人，要治麻风病。关于麻风，李桂科是知道的，他的高中同学杨晓元，就在学校筛查时，发现患有麻风病，高中也没读完就去了山石屏疗养院。他的老家孟伏营，也有麻风病人，他叫李跃全，去了洋芋山。李桂科出生的三营坝子，在洱源县算是麻风高发区。那些年，村里只要发现患有麻风病的，要么就被送到洋芋山，送到山石屏，要么就被撵走。麻风就像田野里的游魂，人人谈之色变，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在村庄里，也没有麻风病人的容身之处。他们几人被招到防疫站，就是为治麻风病。

李桂科滚烫的心凉了半截，那种刚刚吃上“国家粮”的喜悦没有留存多久。

1981年12月，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防股开始培训新招的五名防疫人员，他们是张开武、李桂科、杨德昌、朱占山、李国兰，大家都由原先的欢欣，换作惴惴不安的神情。丁文先医生身材瘦削，有着专业精神和防疫的经验。他给李桂科几人培训三个月，主要内容涉及麻风病防治和防疫知识。

丁文先首先给大家“打气”。他引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他告诉大家：“现在咱们洱源县麻风病肆虐，患病率已达27.3/万，必须尽快控制麻风病，治疗麻风病，为人民群众解除痛苦。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咱们都是白衣战士，打的是一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持久战。因此，咱们都要有自豪感和责任心。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咱们身为医务人员，不能怕麻风病，更不能歧视麻风病人。尽管社会对麻风病仍有很大的偏见，但是咱们就是要治好麻风病，消除社会的歧视。”

丁文先的一番话，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再次使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

三个月的培训，使李桂科从民办教师迅速转型为麻风病医生。他知道自己不是毕业于专业院校，必须尽快弥补不足。每次授课，他都一丝不苟地记笔记。下课后，他都要默记授课内容。那些日子，使他迅速地了解麻风病的防治知识。他懂得了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与结核病、梅毒并称三大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抵抗力差的病人晚期可侵犯深部组织和内脏，可致残。麻风患者是麻风杆菌的天然宿主，也是唯一传染源。麻风病不胎传不遗传，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95%的人对麻风有天然的免疫力，只有5%的易感人群容易通过密切接触被传染。但由于中国传统医药对麻风病束手无策，连“药王”孙思邈对麻风的治愈率都不高，因此人们对麻风恐惧、排斥，对麻风病人歧视、遗弃，甚至打击。有些地方，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民国时期的洱源县，就曾将麻风病人集体赶到荒野，让其自生自灭，结果大多饿死。楚雄州姚安县有个李姓老头，竟将自己得了麻风病的儿子活埋。永平县有个教师，因为得了瘤型麻风，到山上搭了窝棚居住，后不堪其苦，点火自焚。

麻风病，这种让人眉毛脱落、足底溃疡、嘴歪眼斜、手指脚趾断落的传染病，使皮肤失去痛感，针戳刀割无感觉。因此手足经常被烫伤，伤口无法自行愈合，手足溃疡还要下地干活维生。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状态，是人间的噩梦。在医疗条件缺失的时代，得病后的遭遇比乞丐和犯人还要凄惨。被赶走、独居、毫无自尊地自生自灭，是麻风病人的生存状态。在云南，最典型的要算昭通天坑中的麻风村。这个天坑在镇雄，当地人叫大锅圈，是火山喷发遗留下来的大坑，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麻风病人，从坑顶用绳梯放下去隔离。除了按时投放药品和粮食，基本与世隔绝。而在洱源，除了山石屏麻风院外，还有洋芋山、干海子、玉石厂等几个麻风村，都是被安置到此，或自行到此隔离，是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区域。

恐惧是可以理解的，麻风病的潜伏期是两至五年，而且缺乏有效药物。尽管欧洲在1943年就制成了化学药品氨苯砜，但中国用于治疗麻风病，还是五十年代之后。当代诗人张二棍写了首《天坑下》的诗：

垂绳的人早已离开，绳子

在吊坠过最后一个人之后，就开始了

腐朽

只有麻风病人们

留了下来

他们宛如

一个个高僧，需要朝夕

面对着，这万仞悬崖

一遍遍，功课般

呼喊着每一个亲人的名字

那此起彼伏的喊声，在天坑下久久回荡着

——让那些喊声多回荡一会儿吧

他们一直喊着，就会忘记了疼痛

他们一直喊着，就不会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