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魏

大理喜洲古镇西门那座门楼——正义门旁边，立有一块石碑，上面书写着“明儒杨弘山先生故里”九个大字。据说过去在门楼上有一块大理石匾，匾上书刻着“明处士杨弘山先生故里”，是当地民众纪念明代著名文人杨士云所立的匾额。杨弘山，名叫杨士云，是喜洲、乃至大理和云南最值得骄傲的名人之一。

杨士云（公元1477—1554年），原姓董，字从龙，号弘山，别号九龙真逸，大理喜洲本地人，明代弘治辛酉科（公元1501年）云贵乡试第一名，正德丁丑（公元1517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工科、兵科、户科给事中，先后为官四十年却一生清贫。做“钞发章疏，稽察违误”工作。后来他看到官场黑暗，清廉正直者难以立足为民做事，便借口父亲去世和身体有疾，辞官回大理侍养母亲。居乡二十年，“甘贫自乐，绝迹城市”，而钻研经籍和天文、律吕方面的学问，著书立说，成为明代嘉靖年间云南在文学和学术上颇有成就的“杨门六学士”（大理杨士云和李元阳、保山张含、晋宁唐锜、昆明胡廷禄、开远王廷表）之一，加上杨慎，世称“杨门七子”。他与杨慎、李元阳等当时在文史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常常以诗文互为酬答。

他42岁时授工科给事中，在他奉诏到湖贵办案时，曾顺便回家省亲，此时他虽然已是钦差大臣，堪称衣锦还乡，但是他不带随从，匹马单车，如一个普通人般回到家乡，并说：“省亲，私也，岂能以使节盛从显耀于乡中父老？况居官，必以俭为宜。”

杨士云不想在官场同流合污而弃官不做，在乡间过着清贫的生活，即使面临绝粮，到了以蔬菜果腹的地步，也不轻易收受别人的馈赠。有一次，外地一位土官送来一些黄金，请他写一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另有一位官员看到他的居所简陋，提出要给他修一下房屋，他说祖辈留下的房子，住着很满意了，不必再修了。他还把勤俭节约的道理经常讲给乡亲们听，让他们改变婚丧嫁娶中的奢侈礼俗，节俭办事。辞官为民尚且如此，为官之时的清廉程度可想而知。为官为民都赢得了人们的良好口碑和尊敬。乡亲们对他非常尊敬，尊称他为弘山夫子、弘山公。

杨士云无心为官，在学术上的兴趣却非常广泛，除了文学之外还研究性理哲学，并且热心天文学研究，每天夜半都要仰观天象。他曾经用诗歌描写“月蚀”：“月上地之中，日居地之下；地影隔日光，月食知多寡。”颇有科学性。他对乡土公益建设、父老乡亲疾苦关怀备至，极其关心农耕水利，例如他关怀农事，天旱时还不辞年老体弱，亲自上苍山花甸坝寻找水源，并撰写下清新而又精炼、堪称佳作的散文名篇《苍洱图说》，精短不足六百字，就描写出苍山洱海的山川形胜和秀丽风光、风景名胜、人文景观、风物物产、生态环境等等，精到别致地擘画出大理仪态万端、千姿百态的壮丽景色和洋洋大观，而且可以说是500多年前教导人们重视水利、关于开发苍山花甸坝的论述。其著作有《皇极》《天文》《律吕》《咏史》等，现存《杨弘山先生存稿》12卷，系民国初年的刻本，为家乡大理留下了较多高颜值的人文记述。

杨士云不仅为民为官都志趣高洁、人品良善，而且自小为人虚怀若谷、谦和大度。最为人们称道、赢得绝好口碑之举，便是闻名青史、传扬后世的“让解”佳话。

他出生于喜洲街大界巷一个白族家庭，从小寒窗苦读。与他同时代的洱海边白塔坪（中和邑）也有一位名叫杨宗尧的书生，同样也勤奋读书。他俩在十三四岁时，都先后考上了秀才，而且都还是案首（第一名）。为了继续深造，又都就学于一位学馆设在苍山五台峰脚弘圭山中的名师董公。他俩半读半樵，每天要走十多里路上山读书，放学回家时还要顺便打回一背柴。读书买不起纸笔，他们就用竹笔沙盘来练习写字；买不起灯油，他们就抓紧在白天听课和背诵，晚上就在家里沙盘上摸黑默写，几年下来，不知写秃了多少支竹笔，可谓下足了“磨穿铁砚，坐破寒毡”的苦功夫，周围的乡亲父老对他们这种勤奋苦读的精神，都非常钦佩和交口称赞。他们的作文，都是在放学背柴回家的路上打腹稿做成的，而且都作得很好。老师夸赞他俩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还风趣地形容道：“你们俩人的窗课（作文），可以叫做路课。”

不到三年，他俩把应举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弘治戊午年，杨宗尧已24岁，以年长应试为羞，决定悄然赴省城应乡试，对同窗好友也保守秘密；杨士云也不想惊动别人而悄悄赴考。出发去应试赶考的那天，杨士云从喜洲街上出来，杨宗尧从东边路上走来，恰巧在坡头村的石拱桥上不期而遇。拱手相见后，杨士云想了想便说道：“今天我两人同上省城应考，千里迢迢，一路相伴，好却是好，可是解元只有一名，两人同去，岂不埋没了一人？依小弟之见，学兄年长，学识渊博，不如此科学兄先去赴考，待兄考得解元，小弟不才，下科再去也不为迟。”杨宗尧答道：“承贤弟相让，犹恐愚兄不才，‘不舞之鹤，殆累贤弟’；取不上解元，岂不累贤弟白等三年么？”杨士云拱手说道：“年兄说得在理，但不必谦虚，你我同学，相互深知学底。老师也说，你们俩人都去应举，可惜解元只有一个。深为惋惜！我们倒不是自傲，是互相深知学底的，所以我也有同感，你年纪比我大三岁，这一科就让你先去，下一科我再去，也不为晚。小弟所说，出于真心，请兄先行，小弟就此告辞。”说完，不等杨宗尧再言，便拱手告别，折回喜洲街的家里。

果然不出所料，科考完放榜，杨宗尧即中了明弘治戊午科解元。下一科杨士云去考，也中了明正德辛酉科解元。他俩双双考中解元后，百尺竿头再接再厉，杨士云继续苦读在他堪称斗室的“七尺书楼”，并入了翰林；而杨宗尧仍然半耕半读，成了进士，双双成为为民造福的好官。他们，特别是杨士云主动“让解”的高风亮节，传为科场一段百年颂扬的谦让美谈。

后来，大理邓川籍著名进士艾自修专门为此事撰文，并立碑于桥畔。清代昆明翰林顾视高来喜洲游览时，也大书“让解桥”三字立碑于旁。发生于小小石拱桥上的这段礼让佳话，便久久传扬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