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武侃侃而谈，讲了三个故事，涉及四个人，丁文先、李桂科、张开武、王汉喜，因为时间已晚，没有再深入讲述。

谈到麻风防治的过程，张开武最难忘的还是“消除麻风运动”。他说，之前麻风普查，他也曾参与过，只是人力物力消耗太多，达到的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麻风是传染病，所以有些患者故意隐瞒不报，看见普查人员来，患者就躲开。有些患者也想配合普查，却担心被村里人知晓，只好隐瞒不报。而在“消除麻风运动”中，采用的是知情人提供线索的方式，不仅情况准确，而且人力物力消耗较少，还可以为患者保密，采用社会化治疗，康复效果也理想。那个时候，麻风患者不仅在农村人口中，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中也有。为他们保密，可以使他们在单位的人际关系不受影响，边治疗边上班，各方面都不受损失。此种方法，确实比过去科学。

张开武是个善于钻研的医务人员，他积极参与科研，并撰写了多篇论文发表在《云南皮防》《大理卫生》《大理健康报》等报刊。

杨德昌，生于1956年10月，1976年3月参军，医师职称。1980年12月，他入职洱源县卫生防疫站，培训麻风防治知识三个月后，到山石屏疗养院参与麻风病查治和疗养院管理整顿。1981年10月，杨德昌留在山石屏疗养院进行麻风患者康复治疗。1982年6月，他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并获得结业证书。1983年12月，杨德昌回洱源县卫生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91年5月，杨德昌到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参加云南省麻风康复培训班学习二十天。1990年至1992年，他参加北京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函授学习。1993年5月，杨德昌调卫生防疫站任鼠防科科长。

杨德昌记得，有些麻风病人不承认患了麻风病，不配合治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他和许玉梅、王汉喜到右所团结村给患者发药，那个患者坚决不承认自己得了麻风病，左说右说不听，还拔刀砍门槛相威胁。他们去了几次，耐心劝导，提醒他在症状轻时接受施治，如果症状严重时再治疗，就要麻烦很多。好说歹说，患者接受了治疗，麻风病治愈后，外出经商。江尾玉石厂麻风村是患者自己聚集的隔离点，并形成了自然村落，群众自食其力。麻风防治医生不仅要给他们治病，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我在山石屏待了两年。刚进去的时候，疗养院里什么医疗设备也没有，患者病情很严重，肢残的也多，他们就在地上爬来爬去。卫生条件太差，患者身上发出腐烂的恶臭，闻到臭味就想吐，回到我们居住的茄叶村庄房，那股恶臭似乎还在。端起碗来，根本吃不下饭。”杨德昌说。

严云昌，生于1963年3月，医师职称。他于1981年12月参加工作，培训麻风相关知识三个月后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82年6月，严云昌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并获结业证书。1983年12月至1985年12月，他在山石屏疗养院做麻风患者的治疗康复，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获洱源县人民政府的表彰。1986年，严云昌回卫生防疫站开展全县麻风防治。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他在昆明医学院学习皮肤病防治，并获专业证书。1993年6月，严云昌任县防疫站皮防科科长。1993年8月，严云昌调到洱源县卫生局，先任办公室主任，后又任副局长，其间一直分管麻风防治。

2023年1月6日上午，正是新冠疫情在全国肆虐之时，阳光照耀着洱源卫健局的办公楼，也从窗缝间洒落到严云昌的办公室，严云昌、胡正清、王汉喜等几位麻风防治医生在此回顾“麻防”往事，我则是聆听者。

严云昌说：“1978、1979年，洱源县开始麻风病的普查，当时以防疫站为主组织了近三十人，带队的是丁文先股长。通过普查，证实了洱源是云南省和大理州的麻风高发县，于是着手筹建麻风防治的专业队伍。1980年，洱源县通过公开招考，招了麻风防治人员五人，成立了皮防科。1981年12月，洱源县又招了七个麻风防治人员，我就在其中。当时，我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中专，家里困难，不准补习，于是我就报考了防疫站，结果就考上了。我家在右所郭官营，有天我刚去地里回来，村干部就兴高采烈地到家里通知我，县里派车来接我去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