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插话道：“还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不是，当时社会上对病人和麻风防治人员都普遍歧视，防疫站担心我考上又不去，所以直接派车到家里接我。”严云昌笑笑说。“进入防疫站后，1982年3月，我们便集中到炼铁上茄叶村培训，住在上茄叶村麻风院的健康区。那时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培训了三个多月，后来又修建了健康区的围墙，茄叶村人把这个健康区称为‘炼铁防疫站’。我们就从这个‘炼铁防疫站’步行到江边，坐船到山石屏麻风院，为麻风病人检查身体，处理他们身上的溃疡。实习期间，我们为每个麻风病人建立了病理档案。当时人手不够，水平又参差不齐，学历有初中、有高中，还有退伍安排工作的。1986年，还聘用了临时工杨汝全，从西山卫生院调了李树发。记得有次，几个医务人员到山石屏时，坐渡船还出了险情。水流太急，船到江心就被江水往下冲走，不管撑船人如何用力，那船还是往下漂。幸好有个病人水性好，眼见渡船靠不了岸，便跃入水中把船稳住。那天，王汉喜、许玉梅都在船上，两人都不会水，急得抹眼泪。后来几个病人赶来，又喊又叫，游到水里把船拉到岸边。那次出现险情的原因还与撑船的竹篙有关。竹篙是空心的，被江水泡软，没了支撑力。所以说，1990年中秋节山石屏发生的沉船事故，也不是偶然的，渡船的安全隐患一直存在。当然，不止渡船的安全，有时两个女的在健康区住着，也存在安全隐患。有时只有一个女医生住着，烧点柴火都要自己去砍，自己去背，生活的确艰苦。”

严云昌还提到麻风病社会治疗与集中治疗相结合的方式，从1982年起，麻风病已经初步实现在家治疗，送医送药到家。当时集中治疗点有山石屏麻风院、三营镇洋芋山、干海子和江尾乡玉石厂等，与在家治疗同步进行。在麻风治疗方面，实行大分工、小合作，任务主要是三项，包括病人的治疗、家属健康体检、高发区的普查等。严云昌说：“那个时候，李桂科就显现出他的远见，康复者家里办事，他组织皮防科的医生们到他们家里帮忙，必须在康复者家里吃饭。因为到麻风康复者家里吃几顿饭，能消除周围人群对他们的戒备。说实话，我们也有想法，不敢去吃，但为了使社会接纳这些康复者，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吃。当时康复者和家属都有自卑心理，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很感激。”

严云昌提到，在麻风普查中，澄清底数难度很大，要反反复复地填表，反反复复地核实，为此他还跟李桂科医生吵过架。现在回想起来，这事意义重大，在医学问题上不可有半分马虎，底数澄清了，治疗就心中有数，为消灭麻风病夯实了基础。那时不像现在可以使用电脑。

“当时的表格全是手工填写，我们写的字也确实难看，李桂科医生便动员大家练习书法，至少把字写得清楚明白。还不要说，练着练着，大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不仅钢笔字写得好看，也练毛笔字，张开武的毛笔字就写得挺好，大家的字都不错。以练字为契机，整个皮防科的学习氛围很浓。我们还写宣传报道，写论文，有几个医生的论文还得了奖。”严云昌说。

“麻风病转入社会化在家治疗时，下乡条件很艰苦，防疫站给每个医生配了个‘金鸡牌’自行车，每人发了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布包，里边装个小型的手术包，用于查菌和溃疡面的处理。那个时候下乡，大都是偏僻的山村，”严云昌幽默地说，“有时是人骑单车，有时是单车骑人。”

严云昌后来做了卫生局副局长，也分管麻风防治，始终如一。目前，他也面临退休。回顾自己大半生的人生之旅，严云昌说，今生无悔。

朱占山，1962年12月生，成人教育大专学历，主管医师。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2月到洱源县卫生防疫站，培训麻风相关知识三个月后，参与到山石屏疗养院对麻风病人查治和疗养院的管理整顿。1981年10月，留山石屏疗养院为驻院医生。1982年6月至1983年7月，到大理卫生学校皮防班学习一年获结业证书。1983年10月至1984年9月，朱占山到昆明市皮肤病防治院进修一年获结业证书。2006年8月，在云南省县级麻风病防治培训班学习，多次参加省州麻风防治短期培训。在麻风防治中，朱占山勤奋好学、努力钻研、技术精湛，积极参与麻风科学研究，在麻风防治中作出突出贡献，多次获上级麻风防治先进个人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