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锡鹏

法藏寺位于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据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刻立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记载：“元代赵信苴祥曾主持编辑佛经，送往钱塘印造，运回后收藏于法藏寺内。明军进入大理，曾将藏经焚毁，后经董贤从大理、昆明等地多方搜集，得佛经数千卷。明永乐年间，明成祖又赠佛经数千卷，也藏于土寺内。”

法藏寺经卷是如何发现的呢？1956年8月，云南省组织费孝通、李家瑞等著名专家在全省进行首次文物普查时，发现法藏寺保存较好的佛经有近3000册。这些珍贵文物的问世，轰动了整个史学界，法藏寺也因此名扬中外，并享有“北有敦煌，南有法藏寺”之美誉。

经鉴定，这批佛经大多属于南诏、大理国时的写本，还有一些宋、元时期的刻本，其中《护国司南抄》是云南省内最早的写本。另有“保安八年”题记的佛经一卷。“保安”是大理国段思廉的年号，保安八年相当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是现存大理国除“石城会盟”盟书以外的又一件遗物。部分经卷有“白文”批注，即用汉字记白音，用白语来读才能理解其意，是研究“白族古代是否有文字”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些经卷就形式而言，有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等，还有线装本；就版本而言，有的是唐宋年间从中原内地传来的木刻本，有的是大理国以来大理本地的民间刻印本，其余是历代的手抄本。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刻印本或手抄本，这些经卷中大多有“白文”（白语的记音符号）旁注或浮签疏注。手抄本字体峭拔娟秀，纸质富有韧性，足见当时书法水平之高和造纸业的发达。

经考证，这些经卷的收藏者为大理国开国宰相董迦罗第24代传人董贤。董贤曾于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六月奉诏进京，九月二十日在武英门谒见皇帝，后在宫中做法事4次，每次7天。董贤被封为“神僧国师”。次年正月启程返回家乡，四月回到大理。董贤和他的儿子董寿从京城带回《华严经》《般若经》等江浙刻本佛经1000多卷，藏于北汤天的法藏寺内。

这批珍贵经卷的发现，充分表明大理地区的佛教极为盛行。元代《大理行记》记载：“……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

法藏寺已成为研究大理地方史和宗教史绕不开的“地方”，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紧邻法藏寺的“董氏宗祠”，内藏有董氏42代家谱。董贤保护民族文化的功劳被永远载入史册。

敦煌经卷被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如果有关部门推动“法藏寺经卷”的深入研究，掀起“经卷文化”热潮，将对研究白族聚居区的宗教文化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