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树华

我的家乡位于大理州祥云县唯一的白族聚居镇禾甸镇，因村尾有一条常年水色发红、自南向北流往莲花湖的“赤水河”而名“赤口尾村”，后改名为上赤村。

祥云县的花灯，曾广泛分布于各个乡镇，其起源虽无明确记载，但在很大程度上，极有可能是随明代中原屯田汉族军人、商人移民来到“云南县”（今祥云县）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家乡上赤的白族花灯，应该也不会例外。但有趣的是，在祥云县流传至今的各个花灯流派中，唯有上赤花灯与众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上赤花灯的唱词和它的表演、表现形式。

在唱词上，上赤花灯可谓“半汉半白”，即唱词中有一半以上是直接用当地的白族语来唱。有的节目从头至尾，几乎都是用白族语唱出来的。比如《新媳妇挑水》是这样唱的——“早，舍舍尼胎舍尼胎，格艳补买脑担需，担需钩漏廖也边，高答也边钩也需，红呱子用碰者需，红捏子爷答者奶……”

这首唱词的唱本，除第一个字“早”是“汉字汉唱”外，其他唱词皆“此字非此意”，是以汉字“借唱”的“汉字白唱”。翻译成汉语，为——早，小小妹子小妹子，鸡还没叫你挑水，挑水钩担丢井边，脚踩井边舀井水，红裤子上踩着水，红鞋子上踩着泥……

在祥云白族风俗中，新媳妇过门后的第二天早上，要天蒙蒙亮就第一个起来，挑一担“新水”回家，这是衡量新媳妇是否勤快的重要标准。这段花灯唱词，把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到井边挑水的可爱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宛如一幅朴实的乡村风俗画。如此接地气、与生活没一点距离的花灯唱词，加上扮演者惟妙惟肖的表演，让人乐此不疲，百看不厌。用今天的话来说，也算是一种“沉浸式”的表演吧。

在表演形式上，上赤花灯的角色，始终传承着古老而又别具一格的“男扮女装”式。我曾经对此感到不解，经请教相关传承人后方才得知，此形式源于过去当地女子不得参与花灯表演的习俗使然。既然女子不得参与，那花灯戏中的女子角色只能由男子来扮演了，这也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吧。可让人惊诧的是，“男扮女装”竟然难不倒那些戴假发、穿女子衣服、走女步、唱女声的扮演者。

值得一提的是，上赤花灯的不少唱词，包含的皆是满满的“正能量”。其中不乏尊老爱幼、邻里互让、勤劳致富、科学种田等唱词，与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另外，上赤花灯剧本中的许多唱词、唱腔小调，总是朗朗上口，能让人过耳不忘。这种“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地方戏剧形式，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对于普及家乡父老乡亲的文化知识，尤其扫盲识字和汉语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母亲的许多社会经验和知识，还有汉语，便是通过花灯的启蒙而学会的。她虽未上过一天学，但一说起二十四节气、物候、十二属相，却能信手拈来，不差分毫。让人称奇的是，花灯中反复吟唱的那些汉语唱词，之前不会说汉语的母亲，竟也能倒背如流。这些，皆源于花灯的耳濡目染。

在老一辈人眼里，每年春节期间的闹花灯（白族语“曲灯”），是家乡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在闹花灯活动正式启动前，首先要进行庄重的祭拜灯神仪式，然后在祠堂进行排练。接下来就是送“灯帖”，进入正式的入户表演环节。

多年来，上赤花灯始终严格遵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三不唱”规矩，即“白天不唱灯，平常不唱灯、家里不唱灯”。也就是说，花灯表演只能安排在晚上，除正式表演外，没有人会“张嘴就来”随便唱出花灯腔调来。

多年来，上赤花灯的腔调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稍有变化的也只是其中的部分唱词。传统剧目有《进城花鼓》《赵三王卖线》《采茶》《王大娘补缸》《团场调》《送郎调》等十多个。参与花灯队的表演者一般为18人，即大头和尚1人、场头1人、大娘1人、卖膏药者1人、货郎1人、提彩灯者1人、舞狮子者2人、耍猴子者2人、八大金刚8人。另外，还有随队而行、边走边奏乐的鼓乐队。

每年大年初二到正月十五的晩上，花灯队在人们的簇拥下，一路敲锣打鼓，依次往递过“灯帖”的人家行进。行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四个手持大排灯的人，进场后分别置于四角，既能烘托现场气氛，又能起到固定表演现场、维持秩序的作用。其中龙灯和凤灯各二盏，上书“国泰民安”“恭贺新春”“五谷丰登”“太平花灯”等吉庆之言。

在众多表演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当数《鞑子舞》一幕。该剧目表现元代蒙古人统治大理时，与当地白族融合、共同生活、开发边疆的真实历史事件。表演者为鞑子、鞑婆二人共舞。鞑子着蒙古军人服饰，左手提灯笼，右手持骑马用的鞭子；鞑婆则为当地白族妇女，头戴勒箍，勒箍下拖着一条长辫子，腰围绣花围腰，双耳戴环，左手提灯笼，右手拿舞扇。鞑子舞蹈动作粗犷夸张，有来自北方草原的豪迈风情；鞑婆则以当地特有的民族舞蹈相配合，眼神中蕴含着南方民族的柔情。如此和谐的一幕，发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元代，不禁让人感慨。

时过境迁，和许多历史现象一样，上赤花灯这一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在时光深处，但它曾经植根于家乡的乡音、它曾给家乡父老乡亲带来的快乐，还有它给和我一样在外地的游子带来的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让人久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