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建构历史，一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其根源，在于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具哲学性”这一深刻洞见。亚里士多德所说之诗，在西方古典主义时期是泛指包括史诗、悲剧等在内的各类文学形式。大理本土作家王毅然的长篇新作《归去来兮》，正是对这种文学述史传统的呼应与成功践行。

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小说里，作者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生命轨迹的叙述，建构起一幅边地历史的壮阔风云图景。这一视野与创作诉求，对于本土文学建设是极具特殊意义的。在传统的主流文学叙事中，云南边地往往是被遮蔽的、缺席的，或是在充满想象的臆造中要么被妖魔化、要么被理想化。这是一种在长期传统中心观主导、支配下而形成的特有文学现象，折射着根深蒂固的刻板文化心理。而本书作者是完全站在本土在地者的视角、立场叙事写情，将主人公命运嵌入边地独特的历史河流之中，完成了一场以微观显宏观、以个体命运见时代风云的厚重历史叙事，既显示出作者对作品史诗品格的自觉追求，也为云南文学的自我历史言说增添了一份鲜活范本。

小说显在的历史叙事策略，还与当代新历史主义的“微观史学”主张相暗合。这种微观史学拒绝将历史简化为线性进步的宏大叙事，而是从个体经验出发，从个体的“小历史”窗口来映射出大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这一点上，《归去来兮》无疑是出色的。在面上，小说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为叙事起点，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边疆建设，贯连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边地历史风云；而在内里，作者又巧妙借助家族历史回顾，将明朝移民云南屯边、南明皇帝朱由榔流亡云南、滇缅抗战等与云南直接相关的重大史实穿插进入叙事之中，将现实与历史无缝勾连，在不动声色中大大延展了作品的历史时空，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小说的历史内蕴，展现出作者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叙写边地历史的宏远意旨。

小说的历史丰赡性还表现在复调叙事结构布局上。小说以上部、下部分别讲述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在开篇设置了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却跳脱出落难才子佳人历尽劫难终成眷属的传统窠臼，出人意料地以一个意外事件将两人分置于国境线两端，走上迥然各异的人生路途。这样的设置极具云南的边境地域特性，也在其间自然植入六七十年代部分知青怀着理想激情去支援邻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真实。这种双线叙事就把小说的空间拓展到国境之外，在充满异域情调的讲述中形成对边地历史的多视角、立体观照与辐射，从而建构起个人—时代—地域的三重历史叙事维度。

另外，从叙事内容上说，这部小说同时还可视为一部边地成长小说、改革小说、官场生态小说、民俗文化小说，其所包蕴的叙事内涵是多元而富足的。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感受得到其在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积淀和修养，以及一种贯穿始终的动人的理想主义情怀。而这些，正是小说得以成功建构边地历史叙事的根基与元素构成。

（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