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在《华语边地文学：问题与方法》中强调对于边地经验的书写与想象正是华语文学最具特色的领域，“‘边地’的含义并不止于政治地理的限定，更延伸为一种心理闳域，一种族群、文化、经贸的接触、交错或隔离的情境，甚至一种想象时空的投射”。“边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动态之中。边地文学并不是简单的题材问题，而是塑造和影响现代文学现代特征的动词性存在。“交融”和“祛魅”是笔者读了《归去来兮》后两个印象深刻的动词。

首先是“交融”。《归去来兮》中明显表征就是血脉融合。耿卫疆的母亲是傣族土司的妹妹，父亲是山东籍解放军排长；林苍秀的父亲为四川籍中国远征军，母亲祖先是明末清初跟随南明小朝廷末代皇帝朱由榔逃难而来；马腾飞讲述祖先是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迁徙过来；岩李的父亲是重庆籍远征军军医；“共饮一江水”的妙塔国掸邦科甘特区小清河区区长、口岸开发办主任赵岩布勒的母亲是佤族，父亲的汉族祖先是跟随中国皇帝逃亡来的。在耿卫疆和马玥明结婚时，马玥明就说他们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之家”，因为马玥明的爷爷是汉族、奶奶是彝族、外公是佤族、外婆是拉祜族。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身处云南边地的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设置并不是虚构，而是很多常态和事实。

《归去来兮》的故事空间是在汉、傣、佤、彝、拉祜、布朗、傈僳、景颇等多民族共居的勐玛、沧江、临江、林山、拉曼，国门、口岸、界河、界桥、界碑也经常出现。胡安·诺格在《民族主义与领土》中说：“20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在人类和世界历史上，我们所有人都第一次生活在一张地图中。”“边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是具体可感的物理界限，更是民族国家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中最突出的象征。主人公耿卫疆的工作轨迹更是人如其名，还有支边、丁爱民、康太平等人富有深意的名字。作者用人物形象的血脉融合、地理渊源、文化想象建构起共同的历史记忆，如同一根纽带，实现了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

其次是“祛魅”。在传统中央帝国时期，“边地”是中原以外的“四方”。对云南的记述，除了凸显异域殊方的野蛮神秘和奇风异俗，更多记载的是中央对云南的治理沿革，叛乱、归顺、朝贡与平蛮、羁縻、教化。而在消费文化成为云南文化想象的主要推动力的当下，出现了一种神秘化边地的倾向，是异域的“他者”，是文学的“例外状态”。然而，《归去来兮》并没有把边地奇观化，没有复魅，作者写的是一种日常。如到境外参加游击队的林苍秀的人生可谓传奇，极富野性魅力，但作者讲述时却没有刻意渲染，更没有“自我他者化”“自我风情化”，叙述语调如同林苍秀讲述的佛寺中长老和小和尚撒草籽的故事——随性、随遇、随缘、随喜。作者用历经风雨后的达观态度告诉读者：人生的意义唯有退守生命的欠缺，在欠缺中安之若素。

（大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大理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