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锡鹏

元朝末期，云南发生了一出“阴谋与爱情”的历史悲剧，影响十分深远。抗战时期，郭沫若根据史料写下歌剧《孔雀胆》，引起轰动。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春，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攻陷昆明。元朝在云南的统治者梁王巴把匝剌瓦尔密逃到楚雄，第九代大理总管段功害怕起义军继续西进危及自身利益，于是出兵援助梁王打退红巾军，维护了梁王在云南的统治地位。梁王为感激段功的救护之恩，奏拜段功为云南省平章政事，并把女儿阿盖公主嫁给他，段功因此留在昆明，原配留在大理。

段功握有重兵，梁王害怕段氏势力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左右侍臣的挑唆下，猜忌段功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遂起谋害之意。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秋天，梁王授意女儿阿盖用孔雀胆去毒死段功。阿盖是一个美丽、忠贞、善良的蒙古族少女，她深爱自己的丈夫，不但没有按其父授意施计，反而把内中阴谋坦告丈夫，苦劝段功尽快返回大理，并表示她本人愿意随夫一同前去，生死相伴。

段功不听阿盖的劝告，部将杨渊海（今大理市人）也苦苦相劝，希望段功能早返大理，免遭不测。段功自以为对梁王有功，梁王绝不会加害于他，毫无戒备。一天，梁王邀请段功到东寺敬香拜佛，段功来到通济桥头，果遭伏兵杀害。段功惨死异乡后遗体被运回大理，安埋在三塔寺旁边。阿盖公主得知丈夫被杀害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写下了一首血泪悲歌——《辞世诗》。写完这首诗后，阿盖公主以身殉情。

1942年，从未来过大理的郭沫若被这段史实所感动，写出了著名的历史悲剧《孔雀胆》并在内地演出。郭沫若创作这个剧本时身居重庆，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一年之际。剧中讴歌了阿盖公主的善良与正义，谴责奸诈邪恶的梁王。剧本蕴含着民族团结的激情，在重庆等地演出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与共鸣，推动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还宣传了大理文化。譬如《孔雀胆》第四幕“我一定要收拾东兵，飞檄西洱，联络金齿八蛮、大小车里、乌撤、乌蒙、白夷、白僰，保卫大理、点苍，拥立宝宝为第十代总管”，表达了滇西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

“孔雀胆”的故事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属于那种足以让人扼腕、让人沉思、让人灵魂颤动的悲剧——最卑污的政治阴谋与最纯洁的男女情爱纠结缠绕在一起，演绎出大理段氏与元朝统治者的旷世恩仇。

1961年9月，年近古稀的郭沫若来到大理，目睹了大理绮丽的自然风光，为这里许多动人的民间故事所感染，短短几天就写下了十首满怀深情的诗篇，表达了“明宵相约莫来迟”“期以明春不再误”的愿望，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来大理。

孔雀胆的故事是云南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是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展现出团结同心的义举与力量，折射出大理人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