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无非是两种，收，不收。

收有收的理由：麻风病不遗传，不胎传，而且麻风康复者已经治愈，他们的子女也没有被传染的条件。他们是正常的孩子，应当享受六年制义务教育（那时还没“普九”）。

不收也有不收的理由：这些孩子没有纳入村委会的户籍管理。再说了，广大家长都“谈麻色变”，让这些麻风村的孩子进入普通小学，会引起别的自然村村民的公愤，他们会把这些娃娃赶出学校。就像宋荣坤小时候去别的村庄看电影被人用石头追打的状况一样。

即便勉强纳入学校就读，麻风村的孩子也会长期受到歧视，他们很难将学业进行下去，大多会中途辍学。

只有一个办法，在山石屏办学。

说是办学，谈何容易？李桂科找到教育局，教育局不同意，原因是从没在麻风村办过学，这个牵涉到的社会问题太敏感。即便办了学，也派不出健康教师去任教。防疫站倒也支持，但同样派不出教师，只能在办学之初勉强挤出点经费帮助孩子们。

总不能让这些娃娃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吧？李桂科决定自己办。

李桂科告诉我，有好心人愿意资助这些孩子上学，于是他去教育局找到某领导，给娃娃们要个证明，盖个教育局的章就行。

李桂科说：“领导，有家社会团体愿资助我们山石屏的孩子上学。我们写了个证明，麻烦盖个章。”

那个领导拍拍他的肩膀说：“桂科，你自己的事情好说，山石屏的事，就别操磨了。”

李桂科无奈地笑笑，转身走出教育局的大门。

其实，那个领导也是为了自保，教育局盖了章，等于承认山石屏疗养院办学的合法性。李桂科理解他，害怕出事，害怕丢官。

他李桂科不怕，他不是官员，他不怕丢掉顶上的乌纱帽。

按理说，他是个医生，他的职责就是治好麻风病，别的事与他无干。什么心理康复、社会康复、经济康复，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但他心存良善，他又是个共产党员，他觉得，让山石屏的孩子能上学，是他的责任。他不管，就没人管。他不办，就没人办。

办学校，不是说办就办的。没教室，没桌椅，没教具，没教材。没教室，李桂科便把医疗区最好的房子腾出来做教室。把墙体刷白，换上玻璃窗，屋顶的杂草也除净，瓦顶检漏，以防下雨。没桌椅，李桂科便动员麻风康复者中的能工巧匠来做。

村庄长期与外界隔绝，使这些麻风康复者中出现了好多工匠，建房、造船、磨面、做衣服，都能行。李桂科也参与了制作桌椅板凳的过程，好在他的木匠活没落下。他亲自和康复者及家属去伐树、解板子、锯木头、弹墨线、做桌凳，这些活他手到擒来。接着他亲自做黑板、刷油漆，带领大家做粉笔。没教材，他亲自到以前任教的永胜小学去，收集旧教材，回来拿给山石屏的孩子现成用。

后来，他又向县新华书店联系，与他们反复沟通。起初，县新华书店不理解。那时，教材短缺是经常存在的现象，很多乡村小学的教材订了都到不齐。新华书店觉得，很多公立学校都缺教材，李桂科还想给山石屏自己办的学校弄教材，简直就是添乱，而且这种类似于“识字班”之类的所谓“学校”用不着正规教材。

那时，李桂科找到新华书店经理，要求给山石屏麻风院小学配教材。

李桂科给新华书店的经理和工作人员介绍了山石屏的情况，也讲了小孩读书的重要性，并表明一定要在山石屏办小学的决心。

新华书店经理感慨地说：“李医生，您不仅治愈了麻风患者的疾病，还要为他们的小孩办学校，令我很感动，我们一定保证供给课本。但是课本有两种，一种是黑白的，供山区或坝区小学使用，价格便宜；另一种是彩色的，供城市小学，价格贵，您看看要哪种？”

李桂科说：“当然要彩色的，要这些小孩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有好奇心，才会好好学习。”

开始办学的前两年，李桂科到县新华书店取书，路远、交通工具不便，后来经理看着过意不去，便说：“李医生你这样很辛苦，下学期开始，我们就把课本送到山石屏。”

李桂科激动地握住经理的手说：“麻烦你们送到炼铁卫生院就行，我们到那里取很方便。”

新华书店的善举，深深打动了李桂科，也给他继续办学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教材解决了，最头疼的便是教师问题。李桂科可以教，但只能偶尔教几节课，他还有防疫站的大摊子事，还要做好麻风康复者的回访调查、康复治疗，还有大堆常规事务。从外边派教师来，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教育局同意派，也没人来。李桂科与大家讨论了很久，教师人选还是在有文化的麻风康复者中产生。康复者王仲元是最适合教书的，他毕业于大理师范，有专业素养。李桂科几次请他教孩子们读书，他都不答应，总是说自己患麻风病后不读书不看报不写字，把字都忘记了，真的教不了。李桂科又找到康复者赵凤祥，请他教孩子们读书，赵凤祥勉强答应了，也算是有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