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锡鹏

李元阳因世居大理苍山十九峰十八溪之间，故号“中溪”。他是明代云南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曾是明朝宰相张居正的老师。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元阳年少时沉默寡言，喜爱苍洱风光，读书甚勤。《侍御中溪李公行状》说：“力学稍暇，辄登城睇览。见山海风云，藻思焕发，文益奇恣，善决疑义。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辄洞其要。”25岁时，考中云贵乡试第二名；29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因正直不阿，“以议礼忤权臣”而受排斥，出补江西知县一职，后借“丁忧”回到家乡大理。

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李元阳得到起用，出任江阴县郡守。当时倭寇侵犯我国沿海地区，李元阳一到任就训练水军，修建城堡，击退倭寇的进犯，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在江阴县郡守任内，他看到农业受灾减产，朝廷仍催征粮税，便写了一副对联：“顾君而不顾民，良心何在？催税却忘催耕，暴政频施！”李元阳下令免征赋税。离任时，当地人民“流涕遮道者百余里”。李元阳上调到京城任监察御史，又因直谏而外调荆州知府。荆襄之间400余里没有井泉，他便捐出自己的薪俸，凿井解决人畜用水，并命名“李公井”。荆州地处长江边，堤坝年久失修，邻近7个州县常遭水灾，李元阳用了1年时间就把堤坝修好，荆州人民称之为“李公堤”。他在荆州时知人善选，人才多被选用，后来的宰相张居正，就是他在荆州任内选拔的（当时张居正只有13岁）。李元阳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在《太岳集》和《滇系》中，有张居正在位时给赋闲在家的李元阳写的3封信，即《答李中溪有道尊师》《答中溪李尊师论禅》和《寄有道李中溪言求归未遂》。在这3封情真意切的信札上，张居正不忘“童年获奉教于门下，十余年间负重剖繁，备极辛楚，然尊道之志未敢少衰也”。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李元阳回大理，集中精力著书立说、修史编志，整整40年没有再去做官。他致力于诗文写作，并为地方兴办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建立学田，修建桥梁、寺庙、书院和名胜古迹等。他还把祖遗田亩分成两份，一份作自己的生活开支，另一份用来救济贫苦之人。李元阳的诗文大多数是回大理隐居时写的，寄情山水的内容较多，在《山月有怀》中写道：“点苍山月碧玻璃，光泠榆河万顷陂。却忆美人何处是？欲随风到至关西。”他写了大量游记，《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游鸡足山记》《石宝山记》等，描写了白族地区的风光名胜，表达了他热爱大理山河的真挚感情。可以说，他的游记、碑文写得圆润流畅，优美多姿，在艺术上超过历代白族文人。

李元阳陶醉于苍洱山水，却对鸡足山情有独钟。他与鸡足山高僧大德探讨佛理、唱和诗文，交往十分密切，还出资出力兴建、重建或扩建鸡足山寺院，著诗文数十篇，立碑十余通，介绍鸡足山。可以说，明清时期鸡足山兴盛并成为佛教名山，与李元阳密切相关。《鸡足山志》中写道：“山中寺院，凡倾颓者，无不修葺，兼为撰文立碑。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被称为“地方典献”“致用经籍”。作为本土著名学者，李元阳以其学识和威望，编撰完成《万历云南通志》和《嘉靖大理府志》两部重要的地方志。有诗文著作《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和《心性图说》，流传至今的有《中溪家传汇稿》10卷。

李元阳善举无数，影响深远。当代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中称赞：“张居正少年时代的课业，曾经得到当地一位官员的 赏识。此人名李元阳，字中溪。他的一生与李贽极为相似，在中年任职知府以后即告退休，退休以后也以释门弟子兼儒家学者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