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赵丽花 尹亚萍

李绍波，大理州政协常委、医卫界别委员工作二室负责人、大理大学临床医学外科学教授、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4月9日，李绍波做客由政协大理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就自身从医经历、脊柱外科的专业特点、政协履职等方面的话题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刀尖上的舞者”：

以专业、耐心和责任担当治愈疑难杂症

主持人：脊柱外科医生又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以“悬崖峭壁上行走”的手术难度，实现着生命奇迹。作为脊柱外科专家、学科带头人 ，李委员是如何开始从事脊柱外科工作的？又是如何通过学习培训得到收获和成长的？

李绍波：1998年7月，满怀对医师这份职业的热爱，我从西安医科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毕业。毕业后，我带着爱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理，一待就是28年。28年间，我从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医生，成长为一名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一路走来，感慨万千。

2004年，我考取了四川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进一步深造。2011年，我再次回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进修学习，华西医院作为西南地区骨科领域的翘楚，让我接触到了国内顶尖的脊柱外科技术，开阔了视野。2016年，我远赴德国帕德博恩约瑟夫基金会兄弟医院骨科进修，德国同行的严谨细致、精益求精，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这两次进修对我的专业成长意义重大，让我不仅学到了先进的技术，更领悟到了对职业的敬畏和执着。

我为什么选择脊柱外科？这里还藏着一个让我铭记终生的故事。那是十多年前，我们科室收治了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她患有先天性成骨不全，也就是俗称的“瓷娃娃”——骨头的脆性特别高，轻轻一碰就可能骨折。当时她因为脊柱椎体多发压缩骨折，已经卧床好几个月了，完全站不起来。让我特别感动的是，这个小女孩非常坚强，即使在病床上也坚持学习。有一次我去查房，看到她妈妈在病床边给她辅导功课，床头柜上摆着厚厚一摞课本。她妈妈说，这孩子特别想当医生，经常说“等我好了，我也要考医学院，当医生给病人治病”。说这话的时候，小女孩眼睛里闪着光，但身体的状况却让她连坐起来都困难。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让她站起来。我们团队反复研讨，查阅了大量文献，最终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手术方式——特殊的椎弓根螺钉固定结合骨水泥强化技术，让这个“瓷娃娃”重新站了起来。后来她真的考上了医学院，成了一名医学生。这件事让我深刻感受到：医生的价值，不仅仅是治好一个病人，更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正是这次经历，坚定了我在脊柱外科这个高难度领域走下去的信念。

为了提高自己的诊疗技术及水平，我积极提高临床诊疗能力，跟随上级医生学习脊柱外科的临床表现、体格检查、检验、检查指标解读，不断丰富自己的临床诊疗经验。同时，我不断加强国内外脊柱外科诊疗指南的学习。我每年都会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了解最新的技术进展。每次学到新技术，我都会结合我们医院的实际情况，思考如何引进、如何落地。

从医28年来，我主持了包括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科研教改项目8项，主编学术专著1本，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1部，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1部，共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SCI论文3篇，中文核心论文8篇。我还担任大理大学第六批（一层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23年获得了“苍洱霞光”名医专项人才称号。

主持人：作为脊柱外科专家，您认为当前大理州脊柱外科的发病趋势及治疗难点是什么？

李绍波：从我们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大理州脊柱外科的发病趋势有两个明显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性脊柱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其中，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特别常见——很多老年人可能就是打个喷嚏、弯腰提个东西，甚至没有明显外伤，就突然腰背剧痛，到医院一查，椎体已经骨折了。第二个特点，是脊柱脊髓损伤的发病率也比较高。这类患者往往病情危重，救治难度大，预后也不理想。

说到治疗难点，我觉得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老年患者基础疾病多，手术耐受性差。很多老年脊柱疾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等多种基础病，麻醉风险高，手术风险也大。如何用最微创、最安全的方式让老年患者尽快站起来、减少卧床并发症，一直是我们探索的方向。二是滇西地区地域广阔，部分群众就医延迟，病情拖得重，给治疗增加了难度。有些乡镇距离大理市上百公里，患者往往是忍到实在受不了了才来，这时候病情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三是基层医疗机构脊柱外科诊疗能力相对薄弱，导致患者不得不长途奔波到大理就医。这三个难点相互交织，形成了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

主持人：李委员除了医务工作还承担着教育教学工作，能否分享一些相关的故事？

李绍波：我非常热爱教学工作，每年要上300多学时的课，教500多名医学生。我觉得医学院的老师很特殊，因为今天讲台下的学生，明天就是手握患者生命线的医生。如果我在教学中偷懒，将来受害的就是患者。所以我对教学的要求是：不仅要把知识教给学生，更要把医者的责任和担当传给学生。

我负责的《临床技能学》是云南省首批一流本科课程。这门课程是临床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临床基本操作技能。为了让课程更生动、更实用，我带领教学团队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我喜欢把前一天手术的案例做成课件，拿到课堂上和学生讨论。有一次课后，一个学生跑来跟我说：“李老师，以前觉得书本知识好枯燥，现在您把案例一讲，我全都记住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有一个尼泊尔的留学生让我特别感动。他叫Prakash，中文不太流利，很多医学概念理解起来有点困难。每次课后他都会来找我，问很多问题。无论他问多少次，我都会很耐心地解答，一遍不懂就两遍，两遍不懂就三遍，换一种方式解释，直到他听懂为止。有一次他跟我说：“李老师，我来中国之前很担心，怕语言不通学不好。但是遇到您之后，我觉得很温暖。您教给我的不仅是医学知识，还有作为医生的责任和爱心。”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医卫界别委员工作二室：

“委员+专家+志愿者”模式开展工作

主持人：请您介绍一下位于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卫界别委员工作二室的运行机制和特色定位？

李绍波：我们医卫界别委员工作二室是在2023年2月17日，在州政协指导下，于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挂牌成立的。运行机制上，我们采取“委员+专家+志愿者”的模式。工作室现有成员14名，其中政协委员5名，从大附院各学科聘请的专家学者8名，还有工作室联络员1名。政协委员负责联系界别群众、收集社情民意；专家学者提供专业技术支撑，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指导；志愿者则协助开展义诊、健康宣教等活动。这种“三驾马车”并行的模式，保证了工作室既有政治高度，又有专业深度，还有服务温度。

特色定位方面，我们的核心在于“专业”和“下沉”——依托大附院作为三甲医院的技术优势，把优质资源精准地沉到基层去。

主持人：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有哪些具体的、让群众得实惠的案例？

李绍波：我们做了不少实事，每一件都是实实在在让群众受益的。

第一个是建立“委员云端诊室”。我们借助大附院的互联网医院平台，与乡镇卫生院建立远程会诊联系。乡镇卫生院的医生遇到疑难病例，可以通过远程系统随时连线我们三甲医院的专家，调阅患者的病历、检查结果、影像资料，给出诊疗建议。这样既解决了患者跑远路的问题，也提升了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

第二个是深入基层开展义诊。工作室成立以来，我们先后到鹤庆、洱源、漾濞、祥云等多个县市开展义诊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重阳节的活动。那天我们组织多学科专家到一家养老院，为156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送医送药。很多老人行动不便，平时去医院看病很困难。当我们的专家团队来到养老院，老人们特别高兴，有的拉着医生的手说“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有的说“我腿脚不好，去不了医院，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握着我的手说：“李医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回有专家到床前给我看病。”我们的义诊活动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流动的小医院”。

第三个是抓好基层医生培训。我们陆续开展乡村医生执业资格实践技能考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专业技能。截至目前，我们累计培训基层医务人员810人次。

履职尽责：

将基层的声音高效转化为政协提案

主持人：本届政协期间，您提交过哪些典型的提案？您如何利用大附院平台，将基层的声音高效转化为政协提案？

李绍波：本届政协期间，我提交过两个比较典型的提案。一个是关于加强基层医务人员急救技能规范化培训的提案。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乡镇卫生院连基本的急救药品都不全，基层医生遇到心肌梗死、脑卒中、严重创伤等急症患者，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甚至出现错误操作。这个提案提出后，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正在逐步落实。我们正在配合卫健部门，开展基层急救技能的规范化培训。

另一个提案是关于农村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我们在义诊中发现，很多农村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却不知道如何管理，甚至不知道需要长期服药。有的高血压患者，血压高压都200多了，还觉得自己“身体好着呢”。我们建议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完善基层慢性病管理网络，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这个提案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主持人：作为医院副院长，您对如何引育留用高层次医疗人才、打造滇西医疗中心龙头学科有何建议？

李绍波：高层次人才是打造滇西医疗高地的核心。我的建议是“引育并重，以育为主，事业留人”。这是我多年来在医院管理岗位上的切身体会。

引进人才要精准，看学科短板。缺什么补什么，不能盲目追求“高大上”。比如我们大附院，心血管内科的介入治疗是短板，我们就针对性地引进相关人才；肿瘤科的放疗设备有了，但缺少放疗专业医生，我们就引进放疗人才。但引进不是目的，留住才是关键。

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人才。我们医院实施的“杰出中青年人才”项目，就是为有潜力的中青年医生提供平台和机会——送他们到国内顶尖医院进修学习，支持他们申报科研项目，让他们在临床实践中挑大梁、担重任。

留住人才，光靠待遇不够，更要靠学科平台和团队文化。大附院的团队文化是“开放、包容、创新、协作”——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每个人的成长都得到重视。我每周都会和年轻医生座谈，听他们的想法，帮他们解决困难。

在我的委员履职中，我也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比如通过委员工作室搭建平台，让年轻专家有更多机会下沉基层、服务群众，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我也呼吁党委、政府给予滇西地区更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和编制保障。我提交过关于优化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引进机制的提案，建议对艰苦边远地区的医疗卫生人才给予更优厚的待遇和更灵活的管理机制。这个提案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