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翼

你生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贾平凹《带灯》

没离开过家的人，大概对“故乡”的深意体会不深刻。

我的故乡是大理。不是游客镜头里那个风花雪月的地方，是菜市场从清晨吵到日落的那个地方。苍山脚下、弥苴河畔，胜利桥下河水潺潺。

农贸市场的声音是我每天都要穿过去的。剁肉的、吆喝的、鸡叫的混在一起，空气里卤香和腥臭搅成一团。我捂起耳朵，低着头快步走过。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不喜欢那条街永远那么吵。也不喜欢家里那扇经常被突然推开的门。门一被推开，我房间里播放的音乐、画了一半的画、发了一半的呆……就都不作数了。

我想去远方，去一个没有人替我决定明天该做什么的地方。

初二那年，我说要考央美附中。

暑假跑去昆明集训，常常练习到凌晨，手指僵了，背也弯了。画画是那些日子里唯一觉得对的事情。握着画笔的时候，一切都安静了。

只是涂色彩时，我总觉得红绿的边界有些模糊。我没在意。

体检那天，医生说：“色弱。”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的体检单被攥得皱皱巴巴。走出医院，昆明的夜很亮，霓虹流转。我一直以为自己挺厉害的，可站在这底下，忽然觉得自己很小。

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亮了又暗，最后还是停在了一声“妈”那里。

当初决定走的时候，是在饭桌上说的。我说：“考不上我就不回来了。”我爸没抬头。我妈的筷子停了一下，说：“想清楚，你还有弟弟。”

我没接话，第二天就去了昆明。

“妈，体检……有点问题。”

“回来吧。”

电话挂了。月台上风很大。

列车动了。半梦半醒之间，好像听见我妈在厨房里炒菜的声音，锅铲碰着铁锅，滋啦滋啦的。

大理站到了。天还没亮透。

转乘中巴车。车很旧，踏板上都是泥。旁边有人抽烟，一个大姐拎着两筐菜挤过去，筐角撞了一下我的膝盖，没说对不起。

下车了。雨刚停，脚下的泥是红的，渗着雨水。

出站口有个阿孃在烤饵块，铁皮炉子冒着白烟。她喊了一声：“饵块——热乎的。”

声音拖得很长，和以前一模一样。

我走过去，掏钱买了一个。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低头抹酱，对折，装袋，递过来。

咬了一口，烫的。舌头被烫了一下，疼得我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站在那里，嘴里含着那块烫得要命的饵块，忽然有点想哭。

昆明的霓虹是真的，色弱的诊断是真的。

这个烫，也是真的。疼得很具体，不需要任何诊断证明。

母亲从市场那头走过来，手里提着一袋热豆浆，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她远远看见我，把豆浆换到牵弟弟的那只手里，冲我招手。

弟弟挣了一下，想跑，被她拽住了。

我嘴里还是烫的。

豆浆递过来，我接住。热的。弟弟仰头看我，不认识似的，回头看看母亲，然后低头抓着装豆浆的塑料袋。

那些声音还在，剁肉的，吆喝的，鸡叫的……

这一次，我没有捂耳朵。

（作者为大理新世纪中学初中部九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