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泽万

清晨五点多钟，大理古城还在沉睡。我从客栈出来，拐进了人民路下段那条窄巷子。巷口热气腾腾，杨师傅的饵丝摊已经支起来了。

“还是老样子？”杨师傅头也不抬地问，手上的活计没停下。我嗯了一声，在矮凳上坐下。他抓一把饵丝丢进锅中的滚水里，用长筷拨散，翻两翻就捞起来，浇一勺骨头汤，铺上杂酱帽子，撒葱花、韭菜末，最后搁一勺油辣子。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像做了千百遍——事实上，确实做了不止千百遍。

我接过碗，先喝一口汤。骨汤浓而不腻，带着微微的甜。饵丝软糯弹牙，裹着肉酱的咸香，辣味从舌尖慢慢漫开。这是二十年前的味道，一点没变。

那时我刚到大理求学，每月生活费有限，吃一碗饵丝算是改善伙食。杨师傅的摊子已在，只是那时摆在复兴路上，一辆三轮车，两口锅，几张塑料凳。我们几个穷学生凑钱合买一碗，你夹一筷子，我夹一筷子，最后连汤都要分着喝完。老杨看我们可怜，有时会偷偷多加半勺肉酱。

“你们好好读书，”他说，“以后出息了，别忘了回来吃碗饵丝。”

杨师傅那时四十出头，头发还没白。他告诉我，他家三代人都做饵丝，爷爷那辈用手工揉面，一天只能做几十斤。父亲接了手艺，买了台机器，产量翻了几倍。到他手上，又改良了汤底配方，加了草果和八角。“味道这东西，”他说，“不能丢，也不能一成不变。”

后来毕业了，我留在昆明工作，回大理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来，总觉得城市在变。古城越来越热闹，人民路上的酒吧咖啡馆一家接一家开起来，“洋人街”上的招牌换了又换。高铁通了，从昆明过来只要两小时。新城往东扩了好几公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只有杨师傅还在，只是从三轮车变成了固定摊位，从复兴路搬到了人民路。

“杨师傅，生意还行吗？”我问。

“过得去。”杨师傅擦擦手，“游客多，但回头客也不少。有些像你一样，隔几年回来一次，说就想吃这一口。”

正说着，来了个中年女人，操着北方口音：“老板，来碗饵丝，多放点辣。”

她坐下后跟杨师傅聊起来，说是十年前来大理旅游，吃过一次就忘不了，这次专门带孩子来尝。孩子尝了一口，皱着眉说有点黏。女人笑了：“你多吃几次就懂了，这东西看着普通，吃的是功夫。”

我看着那孩子，想起当年的自己。第一次吃饵丝也觉得怪，不像面条爽利，不像米线滑溜。可吃着吃着，就吃出了滋味。那种韧劲，那种绵软，像极了这座城的气质——不急不躁，温润妥帖。

“杨师傅，生意做了这么多年，想过换个营生吗？”我问杨师傅。

他摇摇头：“做别的不会。再说，有人等着吃呢。”他指了指巷口，“那边新开了家网红店，卖什么‘创意饵丝’，加芝士、加培根。也有人去吃，但吃完了还是到我这儿来。”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没有炫耀，也没有抱怨。就像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熬汤，五点半出摊，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收摊。数十年如一日。

我低头看碗里，饵丝还剩小半。二十年，足够让一个少年变成中年，足够让一座小城长成现代化都市。但有些东西，比如一碗饵丝的滋味，比如杨师傅掌心的温度，比如那些深夜里亮着的灯盏，始终没变。

吃完付钱，杨师傅摆摆手：“下次回来提前说，给你留块乳扇。”

我只好扫了收款二维码，付了钱才离开。

走出巷子，阳光正好照在苍山顶上。街上行人渐多，卖烤乳扇的阿婆已经出摊，空气里飘着奶香。远处洱海泛着波光，海鸥掠过水面。这座历经岁月的古城，变得更快、更新、更热闹，可它的心，还是那个慢悠悠的、暖洋洋的样子。

我想起杨师傅的话。是啊，以后还要回来，还要吃那碗饵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