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者之七 李桃珍

李桃珍生于1958年8月，是洱源县江尾乡马甲邑人（现属大理市上关镇），她于1977年到山石屏。她的丈夫姓黄，是洱源县右所镇人，也是麻风康复者。1990年黑惠江沉船事故中，老黄不幸遇难。

李桃珍与老黄生了两个孩子，女儿李润梅生于1984年，五岁时回去邓川读书。李润梅读书也算争气，红河学院毕业后在弥勒教书八年，后来又辞职经商，属于既有能力又有胆识的女性。女儿李润江生于1987年，父亲去世时，她才三岁。李润江的小学就在山石屏疗养院小学就读，后来又到炼铁读初中。大学毕业于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现在昆明某房地产公司就业。两个孩子都还算独立，各自在外打拼，这是李桃珍颇为欣慰的。

李桃珍说起过去在山石屏的劳动：“那时要割马草，每天要割六十斤草，一个月砍两百斤柴。在大集体年代，还要做饭半年。还要喂猪，每个月分到斤把肉。十冬腊月还要自己缝衣裳，每人每年就一套衣裳。那时候，物质条件艰苦，周围的村寨不卖给我们东西，样样都得自己做。别看小小山石屏，能工巧匠多的是。”

根据资料记载，山石屏疗养院先后收治了四百六十二个麻风病患者，他们虽然得病，却顽强地生存。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他们中的篾匠，在编织着篮子、箩筐、簸箕，还有竹制的扁担、竹筷、篾饭盒，篾条在他们手中，如游动的长蛇，灵活穿梭，很快便组成泾渭分明的图案。他们中的木匠，起房盖屋、竖柱上梁、制造木船、桌椅板凳、砧板、木碗，从大木匠到细木活，都能得心应手。他们弹墨线、推刨、拉锯，忙得热火朝天。他们还自己制造鼓风机、碾米机、磨面机，涌现出许多精良的工匠。也有像王仲元那样能写能画的教书先生，能做衣服的裁缝师傅。更多的麻风病人没有被病患击垮，却成了难得的能工巧匠。

李桃珍说：“我现在每月能领到九百多块钱的生活补助，已经够用。就是觉得孤单，娃娃们不在身边。”

我说：“你别这样想，这里有李医生，还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康复者，你并不孤单。孩子们能自食其力，外出打拼，这是好事。你应当感到庆幸。如果他们啥都不会做，都守在你身边，你不为他们的未来担忧吗？”

李桃珍沉默，没说对，也没说不对。或许，她的内心还是希望儿孙绕膝吧！

康复者之八 廖多贵

比起别的麻风康复者，廖多贵要显得年轻，而且活力四射！

见到他的时候，已是九月中秋，别人穿的都是长裤，身上罩着外套。他却穿着黑色的短袖T恤，套着长到膝盖以上的短裤，脚上拖着塑料鞋。看起就是长年在地里忙碌的打扮。

廖多贵脸色黑，却棱角分明，头发密且黑，虽然瘦，但却肌肉发达。他手臂上的肱二头肌看起就很结实。我以为他就是四十多岁，却没想到他已经六十岁。

廖多贵说：“我是江尾兆邑（现大理市上关镇）人，生于1962年阴历七月十九日，十八岁时发现得了麻风病，十九岁就进了山石屏。我进来的时间是1981年5月5日。”

在走访过程中，我发现不管是谁，哪怕就是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但依然会记得进山石屏的准确日子。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他们的人生而言，有着太多欲说还休的沉痛。

在婚姻问题上，廖多贵很幸运。1988年，他的麻风病得到治愈，那年他二十八岁，娶了麻风康复者子女孟四花为妻。孟四花是健康人，没有得过麻风病。那几年，麻风康复者不容易娶妻，麻风康复者子女也是。男的不易娶，女的很难嫁。廖多贵虽是麻风康复者，但长相英俊，很快便俘获了孟四花的芳心。成家后，夫妇俩育有子女三人。长女廖海瑞，1990年冬月二十七生，初中回邓川兆邑老家读书，现在上关镇老家居住。次女廖海燕，1992年生，也回去上关镇兆邑老家就读，现嫁到楚雄州南华县。小女儿廖海惠，生于1996年5月22日，现在昆明从事芦荟产品的研发。三个女儿，算是各得其所，留下廖多贵老两口，在山石屏搞种养殖业。

廖多贵有自己的主见，他不“等、靠、要”，他要艰苦创业，不想再给社会增添负担。2000年，他与妻子到山石屏村西面的山坡上耕种山石屏的土地，还自己盖房子，在那里种下三十多亩一百多株核桃。同时，他们还发展林下经济，种了苞谷和菜蔬，养起鸡和猪，每年有两到三万元的收入。加上他俩每人每月补贴有九百多元，过点小日子倒不愁。或许他的收入不止这些，在外人面前，他会有所保留。

有个网友去过廖多贵的核桃园，他在网络上写下这么一段风趣的话：“村子在山脚下，廖多贵夫妇通常住在半山腰。他们把简朴的农舍收拾得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用具都尽量挂在墙上。廖大哥养了条狼狗，叫小青。小青很爱抓田鼠，会把猎物在地上摆成一列，向主人邀功请赏。廖多贵在树上搭建鸡窝，再为母鸡们架设梯级，让它们到树上安居乐业。”

这段话写得幽默诙谐，颇有生活情趣，看来这个网友也是爱心人士。

山地劳作虽苦，但廖多贵夫妇却过出了诗意。鸡鸣犬吠声，充实着他们单调的日子。在鸡飞、狗跳、猪嗷嗷叫中，那些核桃树在生长、挂果，然后被竹竿打下来，去青皮后烘干，穿州过县，进入城镇的超市，他们的耕耘，连接着城市的呼吸。

廖多贵说话很豪气：“ 2000年起，我们一直住在山上，原先那些都是承包地，现在他们不种，我就去种，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管你生活在哪个角落，只要会计划，肯下苦，哪里都能发展。”

在廖多贵身上，有种不屈不挠的劲头。

“我进院两个多月时，他们叫我去划船，还叫我去拉纤绳。以前船是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从1981年起到1990年，整整九个年头，我一直在拉船。不管天阴下雨，也不管白天黑夜，人家叫我就得走。收费两角钱一个人，我得十个工分。山石屏的这条路，1981年时开挖，挖的土方最多的就是我。2013年地震，我整整干了四十多天，全是义工，没有任何报酬。摸摸良心讲，我为山石屏做的事还是挺多的。”

从廖多贵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了解到大集体时，他在黑惠江渡口干的时间最长，也参与了挖路、架桥、灾后重建等，更多的时候是义工。在山石屏的麻风康复者中，他算是年轻人，多干点活，实属正常。

“地震之后，我们山石屏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遇，房子全部重新盖，现在的居住条件附近没有哪个村落能和我们比。我们要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李医生，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是铁打的事实！”

他的语言很有特色，总像铁匠的锤头般结实，“这是铁打的事实！”他挥挥手，再次强调了一遍。

“我的愿望就是社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廖多贵说完，便转身往山上爬去，他的猪还在嗷嗷叫，等着他去喂食。他的核桃果正在枝头摇曳，等着他去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