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锡鹏

“喜洲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它怀抱洱海、背倚苍山，只见海心扬波、山顶积雪，好一派壮观景象。经年气候常在5~30℃，只见春花秋月之乐，绝无奇寒盛暑之苦，且交通方便，车、船皆可通达海外各地及附近各处。华中大学就坐落在这天然乐园之中。”这是20世纪40年代华中大学第一任校长韦卓民撰写的校园简介。短短一百多字，足以说明喜洲的魅力。

抗战初期，华中大学为避战火，从武昌转至桂林，在桂林短期停留后转至昆明；1939年初从昆明转至大理喜洲，直至1946年，在喜洲的大慈寺一待就是8年。华中大学迁到喜洲之际，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是白族人民接纳了华中大学和华中大学的师生，是喜洲祥和的氛围和清朗的湖光山色为华中大学提供了静怡的办学场所。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的核心区是大慈寺。大慈寺位于喜洲寺上、寺下两村之间，始建于南诏初期，为大理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它坐北朝南，释、儒、道三教合流，大门有对联：“三教同心，忠恕慈悲感应；上善若水，澄潜混沌浑沦。”其中的魁阁不大却古色古香，上刻“文明”2字，每字长、宽各约1米，苍劲有力，有王羲之遗风。

华中大学是当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该校在喜洲期间，广泛传播现代文明，促进社会进步，为白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在喜洲研究白族文化，其中包渔庄教授的《火把节考》、徐嘉瑞先生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等成为研究白族文化的奠基之作，使白族文化走向了世界。华中大学学者在研究大理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大理人的善良和热情，在华中大学最艰苦的岁月，大理人给予了华中大学最及时和最友善的帮助。8年时间，喜洲人和华中大学师生和睦相处，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中大学在喜洲8年，共招收8届学生，其中云南籍学生有300多人，为大理乃至云南的文化和教育作出了贡献。经历70个春华秋实，华中大学和喜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华中师范大学已经是一所拥有众多专家、教授和现代教学设施的综合性师范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中师范大学以“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校训自勉，坚持立足湖北，服务中南，辐射全国，为国家培养了16万多名毕业生，其中90%以上分赴各地教育战线，成为中、高等学校的教学骨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优秀建设者，他们有的担任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职务，如教育部原部长何伟等；有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突出的业绩，如德艺双馨的全国著名曲艺艺术家夏雨田、荣获美国总统杰出教授奖的化学系毕业生李静等。

为了向世人展示一种不该忘却的精神——那种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为振兴中华民族而认真治学、努力求学的精神，2008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与大理市在喜洲竖起“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使喜洲这个古老文明而又现代化的小镇重新昭示了那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期间，书声琅琅、弦歌不断，一方面得到了喜洲商帮、社会名流和喜洲人民的大力支持，为边疆少数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华中大学在边疆办学的历史展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教育界永远传颂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