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问李桂科医生，他告诉我，这把椅子是罗学仁做的，并且极有可能是在春天，看着周围漫山遍野的百花绽放而信手刻下的。因为山石屏没有叫“春花”的人。

麻风病人也是人，他们也有爱。正是爱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勇敢地面对病痛，面对人生。人类为何生生不息？即便在绝境之下，人们依然无畏地面对世界，乐观地面对生活，永远充满希冀。这些麻风病人，难道不是生活的强者吗？

麻风病人末梢神经受损，手足失去了知觉，即便烫伤、烧伤自己也不知道，往往引发持续性的溃疡，痛苦不堪。因此，他们使用的炊具就与其他村落有明显区分。铁锅的铁柄上，要加装很长的木柄，以免烫伤。锣锅的铁制吊环上，要套上竹筒，或把木头中间掏空套上去。锑锅的手柄上，也要加装木头。山石屏的刀具，大多也装上较长的木柄，尽量避免伤害。

山石屏的劳动工具，也是麻风患者自己的杰作。板锄、条锄、镰刀、砍刀、菜刀，全是山石屏的铁匠打制。当年，他们就用这样的工具开荒种地，用这样的工具挖路、修桥、造船，不知费了多少健康人难以承受的心力。其中有把锄头边缘已经呈锯齿状，可能是在挖地或修路时碰到坚硬的山石。有把锄头的边缘已经磨圆，显然年深日久。有把锄头的木柄很长，却是弯曲而表皮粗糙，就连树皮也没刮净，应当是原来的锄头棒断掉，临时找了根木头换上。

在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还能看到耕田用的犁铧、木齿耙，扬场用的木制鼓风机，打场用的连枷，还有竹编的簸箕、箩筐、提篮，更有蓑衣、斗笠，那些如今在农村已经难觅踪迹的物件，在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还能呈现。李桂科随手拎起个篮子说，这个花篮也是我当年编的，这让我想起了李桂科医生之外的身份，他是个称职的篾匠、木匠和泥水匠，这样的人，在农村也很吃得开。

有个老木柜，上面展示着麻风康复者用过的刀具，大都锈迹斑斑。砍柴刀、切菜刀、剔骨刀、削皮刀，长短宽窄都有。

李桂科顺手拿起两把刀说：“这把大刀是杨兆元的父亲送给他的，这把菜刀是他到洋芋山麻风村后，他的岳父送给他的。后来，这两把刀就跟着他来到山石屏麻风疗养院。杨兆元说，这两把刀是他生活的希望，是他的传家宝，鼓励他献爱心，照顾好老人，他很珍惜。现在，他把这两把刀送给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珍藏。”

查出麻风病，被迫离开家园，到麻风村居住，杨兆元内心的煎熬和挣扎我们无法想象。但这两把刀在他艰难的人生中有着非凡的意义。对于他的父亲而言，儿子得了麻风病，要离开家园，在那个时代，或许就意味着生离死别。即便能偶尔相见，父子兄弟也不可能同住家中。集中隔离，不是几天、几月，或许就是一生。对于他的岳父来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送女婿一把菜刀，盼的是他能和女儿安生过日子，在油盐柴米的平淡岁月里互相帮衬，说得严重些，那就是相依为命。

在原状恢复的医务室，可以清晰地还原麻风防治医生的日常。那辆“金鸡牌”自行车，李桂科骑了几十年，现在还能骑。他说他出去的时候，经常把自行车寄存在炼铁街上的字立华家。单车扶手上挂着个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公文包，是那个年代的标配。两个印着醒目红十字的医药箱，那是李桂科长年累月背着的，现在安静地搁在办公桌上。桌上还有几摞厚薄大小不一的笔记本，写着各种颜色的文字。几个墨水瓶围成一堆、蓝黑墨水、纯蓝墨水的空瓶，其中还有“老板牌”碳素墨水，写坏掉的几支钢笔。几箱医学杂志放在木柜上，那都是李桂科购买和订阅的。

有张旧书桌上，放置着那个年代通用的滚筒式油印机，还有蜡版、蜡纸、刻笔，李桂科就是用这台油印机印出许多防治麻风病的讲义，用以培训基层的医护人员和乡村卫生员。刻蜡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已是非常陌生。现在已经实现无纸化办公，即便打印材料，都是通过激光打印机快速打印，如果印数多，还可以交给印务公司解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油印讲义、试卷，都是技术活。先在钢板上刻蜡纸，将蜡纸平铺在一块长方形的钢板上，用尖头的铁制刻笔在蜡纸上写字，很考验耐心和水平。写重了，不行，铁笔会将蜡纸划破。写轻了，也不行，油印的字迹会模糊。必须掌握适度，方可使印出的字迹清晰而又不破损漏墨。往往一张八开的纸，要刻上两小时才成。然后将蜡纸拉平固定在油印机的纱窗上，将道林纸压在纱窗下。之后在滚筒上蘸上油墨，持续、均匀、有力地在纱窗上来回滚动，将蜡纸上的字迹印到白纸上，每印一张纸翻动一次。印一百张纸都要翻得头晕眼花。那真是个慢节奏的年代，一本薄薄的讲义，连刻带印，要弄几天。

油印机旁，还放置着李桂科刻印的麻风病防治讲义，浅蓝色的字迹，清秀工整的楷书，仿佛是个久违的老友，很谦和地面对着岁月。

医生的办公室，也是医生的宿舍。一张窄小的木板床，两个木头床架，蜷缩在房间的角落，很拥挤，却也便利。累了，床就在办公桌旁。醒了，就可以起来看书写字。

医疗区里，还有实验室。玻璃器皿和试管、显微镜都在，那是用来查菌判定是否治愈的工具。这里还有骨科专用的大小不等的骨钳。李桂科拿起稍小的骨钳说：“我经常用这些钳子给老人剪手指甲脚趾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