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对李白是偏爱，爱他的才华卓绝和少年心性；那么我对苏轼则是崇拜，爱他才华洋溢，喜他人格韧性，敬他心境澄明，叹其豁达超然，他把一生的荣光和苦难活成了传奇。

诗文书画皆精，文学集大成者——

苏轼生于四川眉山，嘉祐二年春，二十出头的苏轼在汴京贡院以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震动京师，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是其弟子所写，为避嫌取为第二，揭榜后才知是眉山少年之作，惊赞其才：“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是时他与弟苏辙同榜中进士。

苏轼堪称全才：词作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上，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位列“宋四家”之首，他挥毫写下的《寒食帖》，跌宕苍凉，被后世尊为“天下第三行书”；绘画开创“文人画”先河，尤擅枯木竹石。

苏轼向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杂记有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朝廷禁止过，禁愈严而传愈多。死后多年，朝廷才为他复爵追封，为在世时所没有。也许有人会为他遗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被认可这事永远不嫌迟，因为之后皇家搜集苏东坡手稿，加上收藏家的收藏，这些文物真迹才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起笔雪泥鸿爪，历任皆留丰碑——

苏轼初任职凤翔，途经渑池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彼时的他少年得志，以飞鸿自喻，天高地阔任其翱翔。他应该想不到，这句诗竟然精准地预言了他的人生——一次次启程，一次次放下。

调任杭州通判，协助疏通运河，初见水利之才；在密州岁逢大旱蝗灾肆虐，他亲率百姓捕蝗、掘井、祈雨；目睹弃婴之痛后，他果断拿出官粮收养孤儿；转知徐州，黄河决口，他站在城头对百姓喊话：“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再赴杭州完成疏浚西湖壮举，将湖底淤泥筑成一条横贯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作“苏公堤”，从此“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

接着是颍州、扬州、定州，每到一地，他都修水利、减赋税、设病坊。在扬州，他力请废除“万花会”。在定州，他整顿军纪、修缮营房，把边防空虚的小城治理得井然有序。到惠州，瘴疠之地，百姓插秧苦于缺牛，他便绘制“秧马”图样，推广轻便农具。广州瘟疫横行，他设计竹管引水系统，将山泉水引进城中，解决饮水卫生问题。

最后是海南儋州，当时流放至此几乎等于被判死刑，但是他继续发光发热，自编教材用椰子叶搭屋开讲，把文化带到了“天涯海角”，学生姜唐佐后来中举，成为海南史上第一位进士。

苏轼不仅写有很多谈医论药的诗文，而且撰有医书《苏学土方》，记载了有关医药杂着、养生单方等内容。后人把《苏学土方》与北宋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至今仍是重要的古籍医书。

从死牢到东坡，由失意出超然——

苏轼调任湖州时上《湖州谢上表》，被御史弹劾“谤讪朝政”，“乌台诗案”是其人生的转折点。在狱中以为将死，他写下与弟诀别之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其弟苏辙愿削职救兄，并有朝中权贵为他说情，幸得那句“圣朝不宜诛名士”，苏轼才得以死里逃生。

之后到黄州，惊魂未定的苏轼笔下的世界是“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孤寂，而他则是那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鸿。在困境中他开垦东坡种粮，留下组诗《东坡八首》，自此自号“东坡居士”。

自临皋亭迁居雪堂时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不再执着于外界评判，儒家的济世情怀、道家的顺应自然与佛家的放下执念，在黄州的山水风雨中被他融会贯通，化为了内心的从容笃定。

他在黄州快哉亭写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在赤壁矶下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月夜泛舟写下感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参悟天地永恒，方知人生须臾，遂化为豁达心境。

有明月寄情思，有故人诉衷肠——

苏父二十七岁方发奋读书，且能文而名声大噪，除了本身秉性颖异，与苏母的激励有关。苏父赶考或游历期间，苏母在家教育孩子，读到《范滂传》时，小苏轼问母：“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苏母肃然答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苏门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席之地，可见良好的家教家风有多重要。

密州中秋月夜，兼怀七年未见之弟苏辙，作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起笔问天落笔悯人，把人间悲欢离合写到极致。苏轼不是孤身一人，与弟苏辙“风雨对床”之约贯穿始终。

悼念亡妻之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年少情深却阴阳两隔之语今时今日读来仍有痛彻心扉之感。后来有“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的相濡以沫，以及“惟有同穴，尚蹈此言”的誓言，还有那“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的知己之言，如果不是用千年后的标准看，都是深情。

苏轼与不同的人都有往来，他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可与友“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有说走就走的随性与浪漫。与佛印和尚机锋往来，佛印笑他：“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他能坦然地自我解嘲。也会写诗戏谑好友：“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吼”从此成了悍妻的代名词。

对待政敌，苏轼更是罕见地坦荡。他当年反对变法自请外放，其实他不是反对新法，只是反对激进，后来旧党复政他也没有一边倒完全否定新法。王安石晚年罢相闲居金陵，苏轼途经拜访，两人不谈变法不说生死，只论佛学与诗文，临别时王安石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人间有味清欢，此心安处吾乡——

苏轼后半生仕途失意，却一辈子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爱，人生中一次甚之一次的流放，他也能“人间有味是清欢”。在黄州用便宜猪肉，他发明了“东坡肉”，还写了《猪肉颂》。在惠州见百姓宰羊后弃置脊骨，他便捡拾回去以酒淋之撒盐微炙，这便是“羊蝎子”珍馐的雏形。他还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将他乡化为吾乡。到更偏更远更苦的儋州，他很快在海边发现了丰富的生蚝资源，生烤食之、久煮吃之，独创“久煮入味”法。他还利用当地食材制作“东坡羹”等菜肴，并教别人烹饪技巧。

元符三年，苏轼遇赦北归，最后一首诗写：“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是杭州、密州、徐州，而是淬炼最深的黄州、惠州、儋州。次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临终前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他不再是那只意气风发的飞鸿，岁月将他雕琢成一叶“不系之舟”，但他以一种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生命态度，既能在雪泥上认真留痕，又能从容飞向江海不问东西。

作家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苏轼他本身就是首最耐品的诗词，更是一个关于才华、起伏、自愈、超然的传奇。是的，这也绝对不足以勾绘出他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