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科的生活极其节俭。在随同他走访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很少在餐馆吃饭。在县城采访时，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在他家吃饭。饭菜是杨芬医生亲自下厨做的，菜品不少，却少油少盐，口味清淡，因为两人都是医生，也因为杨芬医生身体不好，他们的饮食都很健康，却也俭朴。倘若没有我这个客人，他们吃得更少。对于当下的城里人而言，将客人邀请到家里吃饭，那是最高的礼遇。当然，这对于李医生家却不同。我想，到他家喝茶、吃饭、聊天，杨芬医生也会高兴的吧？毕竟有过一段时间，因为李桂科的职业，很多熟人朋友都不敢到他家去，杨芬医生也受了不少委屈。

到山石屏疗养院，李桂科医生亲自下厨给我做饭，有荤有素，口味也偏清淡。青菜和韭菜都是他自己种的，肉是他从县城买来的。想想让年逾六旬的老人给我做饭，心有不忍，但我忙于走访麻风康复者，也就由他。我曾问他，很多媒体记者采访你，从中央级媒体到县级媒体，那么多的记者，你都要安排食宿，都是自己掏钱吗？他笑道，那还能怎么办？在我去之前，中央电视台几名记者在山石屏待了一周，顿顿都是李桂科给他们做饭，且不说吃得好坏，仅这伙食费开销，长年累月接待各级媒体也不是小数目。我本来想请李医生到街上吃几顿，但想想算了，如果到饭馆买着吃，李医生肯定不让我掏钱，岂不是给他增加经济负担？

李桂科医生衣着简朴，大多数时候都是穿着很旧的灰夹克、蓝裤子，穿了几年的旧皮鞋，朴实得就像田里干活的老农。只有在出席“二十大”时，我才在网络上看到他穿了套蓝西装、系了根红领带，很有气场。

李桂科医生直到退休后，才去学了个驾照，买了辆大众“朗行”二手车，主要是方便到山石屏。若是换了我，辛辛苦苦数十年，要买车，就买辆好的，开着也舒适。即便要省钱，也得买辆新的。但李桂科真是节俭，只买二手车，要的是实惠，只要能开就行。他长年驾驶在云雾缭绕的罗坪山间，从安全角度而言，还是有点悬，但他真是太熟悉路况，车在他手里，如行云流水，开得顺畅。他的车，不仅要接送采访记者，有时还要拉麻风历史博物馆使用的材料。原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题写的那块“麻风历史博物馆”的大理石碑，就是用李桂科的车拉进去的。像这种“私车公用”的事他经常干，山石屏的村民到县医院看病，也是他专程开车送出去。山石屏的孩子去外边读书，也是他驾车五十多公里，送到县客运站，直到把娃娃送上大巴，他才返回。

李桂科个人生活极其“抠门”，公益事业却舍得投入，这就是李桂科不同于常人的大境界。他工资不高，妻子多病，儿子才考上公务员，女儿自谋职业，花钱的地方很多。但他舍不得花钱在自家，却舍得把钱花在公益上。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虽说有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捐助，但经费仍是紧缺。有些投入他也不能从村集体账户中开支，只有他自掏腰包。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村集体账户上用过半文钱。媒体到山石屏采访，伙食费和交通费，都是他自己掏。他给山石屏村的孩子买的书籍、文具和衣服，没动过村上的钱。山石屏村的村民到县医院看病，常常是他的妻子杨芬医生掏钱开药。如此算下来，几十年来，李桂科花在公益上的钱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我深感惭愧，相比李桂科，我挑吃讲穿，追求物质享受。虽然偶尔也做点小公益，但要让我从生活费中省钱捐助，我还真是做不到。现代社会，太多的人，也难以达到他的思想境界。即便有小点的平等心、欢喜心、清净心对待那些麻风康复者，也是很难的。

李桂科做的虽是小事，却往往是做大事者难以做到的小事。

李桂科极其敬业，务实严谨。在山石屏采访期间，有时夜里我已睡下很久，他还在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上做课件，直到凌晨两三点。到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回来后，省、州、县、镇乡和各行各业请他去讲课，他都应允，忙得不亦乐乎。有次我问他讲了多少场，他说已经有五十多场，我听了有些吃惊。那时离他开会回来也就月余，如此算来，他平均每天要讲两场左右，还包括周末。这么辛苦，年轻人都扛不住，何况他已六十多岁。